于会泳在政治风云中的命运

于会泳浮沉录

作者：艾英旭

1977年8月28日的清晨，于会泳漫步于庭院之中，猛然瞥见厕所窗外，一瓶子装满了足以致命的“来苏水”。趁看守人员未曾留意，他悄无声息地将这瓶毒药移至自己日常洗脸的地方。午后的时光，于会泳从睡梦中醒来，完成洗漱后，便将“来苏水”倒入了刷牙用的杯中，用湿毛巾小心包裹，带回了宿舍。夜幕降临之际，于会泳提笔，向母亲、妻子和女儿留下了最后一封信……

于会泳以其非凡的音乐天赋闻名，曾是杰出的教育者及极具才华的音乐权威。在“文革”末期，他得以晋升至文化部部长的职位。但随“四人帮”的覆灭，他遭遇了隔离和审讯，结局以悲剧告终，选择了自我终结。那么，于会泳的人生究竟是如何跌宕起伏的？

少年成音乐大师

1926年6月，于会泳在山东乳山县的于家村呱呱坠地，那是家境颇为贫寒的一个农民之家。

自幼对音乐情有独钟的于会泳，在中学时光因家庭经济困窘而被迫中断学业，重返故里。不久，他受到当地聘请，成为了一名小学教师。1946年9月，他向中共胶东地区党组织表达了自己投身革命事业的坚定决心，随后便被安排到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工作团。

1949年10月，他被组织安排前往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的音乐专修班进修。于会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掌握了乐理、乐谱及演唱等音乐基础技能，并出色地学会了作曲。他毅然选择了民歌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他演绎的民歌充满生趣，形象生动，旋律悦耳，这一独特才华引起了院长贺绿汀的格外青睐。

1950年9月，贺绿汀院长举荐，于会泳加入音乐工作团，投身于创作领域。当时，学院已更名为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而其后则定名为上海音乐学院。

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学习生涯中，于会泳创作了一系列音乐上的杰作。他的著作《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发表于1963年，充分展示了其卓越的研究才华。凭借这部颇具影响力的专著，于会泳顺利地融入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专家群体。

被江青看中

1965年的春天，江青抵达上海，开始着手推进京剧改革的步伐。她将《红灯记》剧组调派至上海，该剧在此地连续上演，一时间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上海文艺界的众多文人墨客纷纷在报纸上挥毫泼墨，对《红灯记》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于会泳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独具慧眼的文章，他提出，若京剧要成功演绎革命现代戏，就必须对传统京剧的音乐和唱腔进行一场深刻的革新。

江青对会泳所写的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有一天，江青向张春桥打听：“于会泳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张春桥经过对上海音乐学院的调查，向江青详细介绍了于会泳的生平和成就。江青在了解到于会泳是一位“根正苗红”的专家后，立即提出要亲自会见他。第二天，于会泳接到通知，要求他前往锦江饭店小礼堂与一位领导同志见面。到达现场后，他才发现这位领导竟然是江青。在交谈中，江青当面对他大加赞扬，并向于会泳表示，在革命现代戏的创作中，将特别重用于会泳同志。江青的这番话让于会泳倍感荣幸。

成为江青样板戏主演

会面江青之后，于会泳的人生轨迹迎来了戏剧性的转折。紧接着，张春桥将他调往上海京剧院，赋予他重任，正式任命他为《海港》等关键剧目剧组的音乐设计组负责人。

于会泳对《海港》中的每一首乐曲都进行了精细入微的分析，精准地捕捉到了其中的瑕疵，并随即着手探寻改进之道。在构思女主角方海珍的唱腔时，他巧妙地借鉴了京剧程派的经典元素，将程派唱腔的柔美与深邃发挥得淋漓尽致。江青在听完录音带后，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喜悦。

会泳成功革新了《海港》的唱腔，此成就使江青对他产生了新的认识，进而将他视为样板戏的“台柱”。随后，他被调入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全权负责该剧的唱腔设计。会泳对传统京剧中最激昂、最亮的唱腔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精心挑选，并将这些精华巧妙地融入到《智取威虎山》的唱腔设计中。此外，他还对整剧的音乐进行了精心的艺术加工，使得改造后的唱腔与音乐实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

文革期间受考验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初露端倪之时，于会泳正身在北京，随《智取威虎山》剧组投身于紧张的演出。然而，一通来自上海市委宣传部的紧急电话打破了他的宁静，命令他立即返回音乐学院，面临群众的批斗与审查。造反派将他视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张春桥见状，便安抚道：“请放宽心，你只管安心返回。无需过分担忧，我们对你的能力深信不疑。待你抵达上海，定要积极投身于与革命青年的并肩奋斗之中。”

返沪途中，我急于踏入上海音乐学院，积极与学院内红卫兵各大战斗队首领展开深入探讨，虚心吸纳他们的意见，并勇于开展自我批评。

此刻，张春桥与姚文元亦派亲信前往上海音乐学院，开展红卫兵运动，并大力宣扬于会泳作为革命先锋的形象。江青在一次会议上，特地派遣专车亲自接送于会泳。更有过之，江青曾亲自与于会泳携手上台，会见众多演员。得知这一消息的红卫兵们，随即停止了对于会泳的批判，转而将他视为革命教师形象的化身。

江青对会泳的泳技颇加赏识，这使得他工作投入度日益加深。他全身心投入到《杜鹃山》、《平原作战》、《龙江颂》等样板戏的音乐创作中。在这些样板戏的字里行间、音符之间，无不凝聚着他满腔的热忱与不懈的努力。

1968年，《文汇报》刊载了由会泳执笔的《让文艺舞台永续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坚实阵地》一文。此文首次系统性地阐释了“三突出”的理论框架。文章问世后，立刻获得了江青的高度评价。

1969年四月，会泳同志以上海党代表的尊荣身份，出席了中共九大的隆重会议，并在其中荣获大会主席团成员的殊荣。中共九大圆满落幕之后，他肩负起更为重大的使命，担任了国务院文化小组副组长的要职。直至1973年八月，在中共十大上，他凭借卓越表现，成功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紧接着，次年一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被正式任命为文化部部长，肩负起国家文化事业的重任。

会泳出席四届人大

曾受江青猜疑

江青性情多变，情绪起伏不定，对于游泳活动亦抱持着浓重的猜疑心理。

本片无明显重大瑕疵，宜准予上映。不应过于苛求完美，若罪名累积至十，显失公允，反而不利于文艺政策的调整。毛泽东的批示一经发布，于会泳便与文化部同仁联名撰写了检讨书，并恭呈于毛泽东。

不久后，中央工作的负责人邓小平与江青等人就电影《海霞》的问题产生了意见分歧。恰逢此时，于会泳被医疗诊断出患有代谢性肝炎，必须入院静卧休养。尽管如此，江青等人却质疑于会泳此举是在故意逃避“斗争”。

在1974年至1975年期间，"四人帮"发起了针对林彪和孔子的批判运动，其矛头直指周恩来。随着于会泳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并与周恩来在工作上产生交集，他对于总理的品格与风度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基于此，他坚决拒绝参与任何针对周恩来的攻击行为。然而，江青却认为于会泳言行不一，表里如一。

幻想破灭，离世自杀。

在众多重大议题上，于会泳始终与江青步调一致。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的覆灭，中央机关揭露了他们觊觎掌权后所构想的中央领导团队名单，于会泳的名字赫然在列，被视为副总理的潜在人选。

十月中旬，于会泳被正式纳入“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名单，随之而来的是他被实施了隔离审查。在这段时间里，他撰写了一份长达近十七万字的自我检查与交代材料。当时，于会泳对个人的未来仍抱持着一份乐观。他坚信，在“文化大革命”那段岁月里，自己并未参与任何恶劣行径，反而曾在保护浩然、汪曾祺等作家方面做出了不少有益的贡献；他也承认，自己曾遵照江青等人的指示行事，但认为自己所犯的过失并非不可饶恕；他所参与的样板戏，更是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青睐与赞许；甚至，周总理还曾对他给予了高度评价……

不久，在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他的名字被明确点出。那一夜，于会泳难以成眠，辗转反侧。翌日，他主动寻求与专案组沟通，热切期望能与中央驻文化部工作组组长进行一次会谈。然而，收到的回复却是：组长事务缠身，实在无法抽出时间与他交谈。于会泳顿时感到深深的绝望。

1977年8月28日的那个夜晚，于会泳向他的母亲、妻子和女儿留下了告别的字句。紧接着，他饮尽了装有“来苏水”的刷牙杯中的液体。

在1997年，《音乐人文叙事》杂志的创刊号，亦即当年的年度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于会泳的论文《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即便他是一位音乐家，这篇论文依旧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与认可。

《党史博览》（艾英旭文）

于会泳，历史悲音

施京吾

1967年5月24日，"革命样板戏"这一词汇在《人民日报》上首次露面。随后，在《人民日报》的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中，"八个革命样板戏"的提法连续出现了五次。原本仅属于文艺范畴的概念，就这样悄然介入，强行嵌入中国的政治舞台，于一代人的心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所谓“八个革命样板戏”，包括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以及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追溯往昔，这些作品在舞台上巧妙融合了现代元素与音乐，对传统艺术进行了大胆革新，无疑蕴含着丰富的艺术探索价值。然而，这些艺术形式被卷入政治运动的洪流，最终演变成了禁锢人们思想的象征。

五十五载之后的青年，对于“样板戏”这一词汇或许感到陌生，更难以深刻领悟它们对个体、对社会、乃至整个民族所造成的悲剧性冲击。一个易于遗忘的民族，其未来注定充满阴霾。鉴于此，本文力图唤起当代读者对样板戏及其背后一位关键人物——于会泳——的重新审视与关注。

会泳先生，艺术界中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巨匠，创意源源不断；但在政坛上，他犹如未经世事的孩童，缺乏策略，政治立场模糊。职场中，他勤奋不懈，任重道远，堪称楷模；家庭里，他孝顺母亲，对配偶与子女尽职尽责。性格上，他的谦逊与那“国字脸”所展现的坚毅，似乎略显柔和与怯懦。同时，他身上亦有着中国农民的某些特点，诸如节俭、狭隘与虚荣。若非政治的束缚，他的艺术才华或许能登峰造极，晚年得以享受崇高的尊敬。同时，我们不禁思考，若摆脱政治的桎梏，他是否真的能将才华发挥到极致？

遗憾的是，历史似乎总是无视任何个人或国家的“如果”设想，无一例外。

“失足”

此纸条虽主观上并无背叛之意，客观上亦未付诸任何实际行动，更显现出其已做好献身之决意，幸而未落入所谓“蒋军兄弟”之手，最终得以被我们同志精心保管于档案之中。

于会泳，根植于一代贫苦农民的肥沃土壤，枝繁叶茂。1925年6月24日，他诞生在山东威海乳山南端的沿海渔村，原名于会永，乳名永顺。及至十七岁，他毅然更名为“于会泳”。他的故乡传承着悠久的吆喝民谣，于会泳自幼便深受其熏陶，对这类民谣情有独钟。胶东地区彼时皮黄戏盛行，他也逐渐对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出于对民间文艺的热爱，他自学成才，熟练掌握了京胡、三弦、笛子等多种乐器，技艺日益精进，声名亦渐传遍四方。

在抗日战争那硝烟弥漫的岁月里，会泳的家乡沦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随着抗战的胜利曙光初现，他踏上了创作的征途，那独特的才华为他赢得了加入部队文工团的重要机遇。

于会泳，一位深怀孝心的青年，自幼由慈母养育成人，心中对母亲的爱意深沉。然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遭遇了道德抉择的困境：革命理想与孝道之间，究竟何者更为重要？于会泳在政治观念上显得较为单纯，未能妥善解决这一难题的优先级。这一未解的谜团几乎贯穿了他的职业生涯，在文革时期，他效忠于江青，坚定地站在“四人帮”一边，其行为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事情大致如此。

“蒋军兄弟们：

若日后诸君有幸得见这些物品，或许那时我已远赴尘世之外。家中仅剩一位年迈的母亲与我相依为命。若诸君尚存仁慈之心，恳请将这些物品寄往我的住所。即使我已化作尘土，这份关爱亦将使我倍感安慰。纵使取走我的物件无妨，还请务必将我的照片一同寄送，以作为母亲永恒的纪念（照片背面请标注我家地址）。

附上一张背面镌刻着故乡地址的相片。但会泳似乎显得有些犹豫，便向文工团的教导员张显征询意见，询问此举是否适宜。张显认为此举不合时宜，遂将那张纸条妥善收存。

随着战事的结束，张显将那张纸条递交给了胶东文化协会的会长马少波。马少波听闻此事，震惊之余，不禁将之视为一种“变节”的行为。于是，他立刻召集了所有的文工团员，对会泳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因此，会泳遭受了隔离审查，并被调离了文工团，转而投身于《胶东文艺》杂志的抄写工作之中。

此纸条虽无“通敌”之嫌，在客观上亦未形成实质证据，更透露出持有者已做好慷慨赴义的决心。幸而此纸条未曾落入敌方“蒋军兄弟”手中，最终得以被战友妥善保管存档。

自那时起，于会泳怀揣着敬畏之情，全神贯注地投身于工作之中。他的音乐技艺与对音乐的感悟实现了飞跃性的进步，凭借卓越的成就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得以重返文工团的大家庭。

运动

伴随着政治浪潮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会泳因那张纸条之故，在每一次的政治运动中几乎都成了众矢之的，其档案里的材料亦随之越积越多。

1949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于会泳步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同年，凭借其卓越的学术成就，他被推举至“国立音乐院上海分院”（后于1956年11月正式更名为上海音乐学院）继续深造。紧接着，他也获得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许可。在上海的那一年，他凭借其多才多艺与勤奋好学的特质，给院长贺绿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业之时，贺绿汀毅然决然地决定挽留这位杰出的人才。自此，这位出身于乡野的艺术家转变成了一名专业的音乐工作者，并在上海安家立业，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1953年秋，初结连理的于会泳迫不及待地返回山东，全身心投入到深入细致的调研之中。经过数月的辛勤劳作，他成功参与了大量民间艺术的整理与编纂工作。

正当他全神贯注于泳技的钻研，沉浸在事业成功的喜悦氛围之中，不幸的阴霾却悄然降临。

1955年6月，紧随“胡风事件”之后，我国拉开了“肃反”运动的序幕。上海音乐学院的领导萧挺肩负起这项重任。他原本寄望于充分利用革命老区干部于会泳的才华。然而，在审阅档案的过程中，萧挺偶然发现于会泳曾向“蒋军兄弟”留有纸条，这让他瞬间警觉，对这位干部的信任感顿时动摇。

我肩负组织使命行事，若你指责我受骗，这不就是间接质疑了组织的决策吗？

会泳与会同样秉持着纯粹的信念，他对杨嘉仁的指责，实则源于对对方涉嫌“反革命”行为的坚信。直到真相水落石出，他才对自己的误解感到懊悔，甚至自责自己“沦为打手”。因此，会泳的抱怨赢得了“党内民主派”的称号，而这些不满也被正式载入档案。

自此，公众在审视于会泳所编纂的民间曲目与旋律时，纷纷揭露了他作品中隐含的资产阶级“名利观”与“剥削性”。这主要是因为，在他的著作中，他倾向于将个人姓名置于显著位置，且在获得稿酬时，并未与学校分享收益，尽管学校已经承担了他的调研和出差费用。

朴实的于会泳很快便脱颖而出，在上海音乐学院崭露锋芒，成为了一名资深的“运动员”。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一度被临时安排至劳动岗位。重返校园后，他在业务上也遭受了不公的待遇，原本是本科课程的授课教师，却不得不转任戏剧培训班的临时教员。然而，他的天赋与勤奋再次得到了彰显，使他得以踏入中国戏剧的殿堂，并萌生了改革传统京剧的志向。

在连绵不断的政治风波中，会泳因一纸短笺，几近成为各方争端中的“靶子”。他的个人档案中，关于他的记录越积越多，各种标签如“党内民主派”“白专道路”等纷至沓来。这让他深感在政治的洪流中，似乎永远找不到翻盘的机会。

在他政治生涯的低谷时刻，他毅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艺术创作之中。到了文革前夕，他已收获颇丰，发表了大量音乐理论著作、论文以及歌曲作品。其中，《基本乐理》是他的专著，而《论我国民间音乐调式的命名》、《谈调式辨识问题》、《民间曲调研究》和《唱词关系研究》等论文，亦是其学术成就的体现。在歌曲创作方面，他谱写了《伟大的毛主席》、《北京的朝霞》、《女社员之歌》、《幸福花开遍地香》和《党的恩情长又长》等佳作，这些作品不仅洋溢着浓厚的民间风情，更是突破了地域的界限。他的不懈努力，初步形成了音乐理论的“于氏体系”，并在音乐界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效应。

在戏剧培训班的求学岁月里，他不仅全神贯注地聆听京剧界资深前辈的悉心教诲，而且虚心地向那些对西洋音乐理论有着深刻洞察的专家请教。他提出了一项颇具胆识的创新构想——将京剧的声调体系改为普通话，并基于此撰写了他的首篇京剧理论文章《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这篇文章不仅为他日后“样板戏”的音乐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更成为了他艺术生涯中至关重要的指导方针。

机遇

这次会晤，无疑为于会泳的人生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他对音乐的深刻钻研与领悟，竟然与江青的见解不谋而合。

于会泳（中）

1963年上海元旦联欢会上，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倡议，给“革命现代京剧”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此时于会泳已经是造诣深厚的音乐理论家，他强烈希望自己的理论能在“革命现代京剧”中得到充分运用。即将升任“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旗手”的江青对参与“革命现代京剧”的音乐工作者们提出了三个标准：“首先，他对现代音乐有着深刻的洞察；其次，他对戏曲艺术的规律了如指掌；再者，他乐于投身于戏曲现代戏音乐的创作之中。”正当于会泳在“革命现代京剧”的门槛前踌躇不前时，江青提出的这三项条件似乎正是为他归来的量身打造。于会泳的机遇终于降临。

1965年3月6日，于会泳，一位选拔条件得以满足的艺术家，正式加入上海“戏改创作小组”，并肩负重任，被任命为《海港的早晨》（后更名为《海港》）音乐组的组长。他的加入，本是为了推动戏剧创作的进步，初衷亦是如此。然而，他未曾预料到，自己竟会意外地卷入中国政治的汹涌浪潮之中。



踏入戏改团队不久，他的才华便迅速显现，迅速领悟了戏改对音乐的特殊要求。不久后，他撰写了《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一文，该文于1965年3月28日发表于《文汇报》。紧接着，在5月17日，他又发表了《评郭建光的唱腔音乐设计》。于会泳凭借自己的作品和细致的指导，赢得了演员们的尊敬，更重要的是——他赢得了江青的青睐。

6月11日，对会泳而言，这一天无疑具有非凡的意义。不仅江青亲自接见了她，而且她有幸认出了自己的同乡。

这次会面，无疑为于会泳的人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他在音乐领域的造诣与江青的审美观念不期而遇，亦或说，于会泳总能洞悉江青的深层意图，并将其巧妙融入剧本创作之中。很快，于会泳便成为了江青名副其实的音乐顾问，享有无需请示便可直接觐见江青的特权。在上海，除了张春桥，这样的特殊待遇唯有他一人独享。

在“京剧革命”的征途上，江青对会泳的信任与日俱增，使其晋升为“戏改工作小组”的音乐首席组长，全面负责各剧组的音乐创作。张春桥鉴于会泳对艺术造诣深厚却对权谋之道一窍不通，由最初的担忧转变为完全信任，将“革命现代戏”的改编重任全权托付于他。

浮沉

针对于会泳的批判海报如潮水般汹涌而至，无论懦弱的于会泳如何哭泣、哀号，终究无法躲避无产阶级专政的铁壁铜墙。

随着于会泳在江青心中的地位日渐攀升，他的虚荣心开始膨胀，不时在领导面前炫耀与江青的亲密关系，甚至放言要引领领导一睹江青的风采。于会泳似乎已淡忘了自己在音乐学院的定位。

于会泳的这次转变尚未达到彻底，其档案中的内容以及与同事的交往，使得历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对他持有成见。本质上，于会泳缺乏真正的革命精神，他只是在旧文人身份上增添了对革命的一丝憧憬，利用自己的学识撰写文章、创作曲目。这一点从他在致院党委书记的信中自称“呈奉钟望阳同志”可见一斑，这种称呼透露出封建奴才的语气。他的革命理念和阶级意识与那些资历深厚的革命干部相比相去甚远。无论是文工团的马少波，还是音乐学院的历任书记孟波、萧挺、钟望阳等，他们的革命热情、意识和阶级立场都远胜于会泳这样的职业艺术家。当时任党委书记钟望阳在审阅于会泳的档案，发现其诸多问题以及虚荣心暴露无遗时，便率先对他发起了挑战。

钟望阳起初向上海市委宣传部提交了一份报告，详细陈述了于会泳的历史问题，并强烈要求将其调回“上音”。然而，他并未收到张春桥的回应，反而遭到了张春桥的指责，称“上音”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象征。随后，于会泳对钟望阳的态度也逐渐变得冷淡。

在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晴天霹雳，突然降临。

钟望阳虽身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党委书记，但其级别却远不足以洞察文革的真正目的与走向。因此，他亲自将于会泳的名字列入“三反分子”的名单之中。这一举措，对于会泳本人以及钟望阳自己而言，都成为了一场深重的灾难。后来，于会泳权势滔天，造反派们竟迫使钟望阳跪在上海音乐学院门前，以极其屈辱的姿态“迎接”这位时代的宠儿和政治新星。

忧心忡忡地预感着，于会泳又一次被卷入了政治运动的漩涡，沦为“牛鬼蛇神”的一员。一时间，批判他的大字报如潮水般铺天盖地涌来。无论懦弱的于会泳如何哭泣、哀嚎，都无法躲避无产阶级专政的铁腕。伴随他的，是牛棚的囚禁、批斗的折磨、检讨的羞辱、交待的困境、抄家的痛苦。而钟望阳所领导的“上音”党委，也逐渐失去了对群众运动的掌控。于会泳的档案被公之于众，其中不仅问题成堆，更有那封写给“蒋军兄弟”的纸条。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于会泳的名声沦为实至名归的“叛徒”。

1966年9月底，上海市委传达了关于《智取威虎山》与《海港》两部作品进京公演的通知，钟望阳又一次对于会泳的进京计划提出了反对。然而，鲜有人知晓于会泳在江青心中的地位究竟有多么显赫。起初，张春桥透露江青亲自点将，要求于会泳随行进京，上海方面虽勉力坚持，最终还是设法将他安排至北京。尽管如此，于会泳仍受到严格的管控。直至10月5日，江青审阅《智取威虎山》时未能见到于会泳，她便立刻指示秘书接他前来，并派姚文元在门口亲自迎接。演出结束后，在江青接见演员之际，她又特意将于会泳带到舞台中央，与他并肩站立，共同接受观众的欢呼。

投靠

江青赋予于会泳一种归属感，这不仅使他得以尽情挥洒才华，更让他洞悉了人生的价值与生命的真谛。

然而，当时的政治局势显得模糊不清，中国境内陷入了一片动荡。上海的造反势力对于会泳在北京所受到的待遇持有异议，于会泳返回上海后，刚抵达车站便遭遇造反派的拦截和持续批斗，更成为了上海音乐学院的批斗焦点。他们强迫会泳赤脚行走，并将鞋子悬挂于脖颈，会泳在压力之下，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其性格中的软弱之处暴露无遗。在连续的批斗中，身心俱疲的于会泳最终支撑不住，严重的胃病复发，鲜血喷涌而出。

随着时间的推移，造反派们逐渐知晓了于会泳与中央文革之间的紧密联系，并洞悉了这位伟大旗手对他的厚爱与信赖。因此，他们开始煽动于会泳加入造反行列。于是，于会泳毅然从病榻上起身，这次，他果断地站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的最前沿。

会泳刘庆崂山

1967年二月，张春桥已牢牢掌控了上海的权力核心，“革命现代京剧”亦随之更名为“革命样板戏”。他约于会泳进行谈话，对其在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中表现出的软弱态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同时亦赋予他重任，要求他全面负责“革命样板戏”的相关工作。于会泳在推动样板戏排演的同时，亦开始模仿其行为模式，逐步排除那些对他构成威胁的人物，然而，他在这一过程中并未过分行事。

1967年五月，于会泳应召进京，有幸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观礼活动。在那里，江青亲自将他引见给毛泽东主席，赢得了领袖的特别青睐。随着政治形势的逐步清晰，林彪、江青等人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被认为是坚定的革命力量。于会泳由此实现了彻底的转变，自此，他的命运与江青的命运紧密相连。

自投身革命事业，于会泳的人生历程可谓是曲折多难。尽管历次政治运动并未对他造成致命打击，但他却总是难逃其名，这无疑让这位胆怯懦弱的他如芒在背，度日如年。在艺术领域的成就并未给他带来多少尊严。然而，江青对他的待遇却如同再生父母，对江青的依附，与其说是政治上的归依，不如说是情感和精神上的依赖。江青赋予了他一种归属感，不仅让他的才华得以尽情绽放，更让他看到了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江青以权力赋予了他威严，然而这也意味着让更多的人失去了尊严。从此，于会泳得以随心所欲，无往不利。如此境遇，换了任何人恐怕都难以坚守政治信念，尤其是对于会泳这样本就缺乏明确政治立场的人来说。然而，对于一位艺术家而言，这无疑是一场悲剧。他心甘情愿地将自己以及他的艺术托付给政治家，成为政治的工具和玩偶。

踏上了这条船的会泳，便再无退路。那么，便索性全心全意地随波逐流吧。

对会泳人性的一次重大考验，便是面对对贺绿汀的批判。这位上海音乐学院的前任院长、我国著名的音乐家，对会泳有着知遇之恩。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音乐理念上均秉持“技术主义”的立场，而贺绿汀对会泳亦有着深远的影响。会泳之所以受到江青的青睐，正是因为他技艺高超。如今，会泳不得不硬着头皮承担起主持对贺绿汀电视批斗大会的重任。

从默默无闻的右派边缘人物到备受瞩目的左派领袖，于会泳实现了翻天覆地的转变，成为一颗崭露头角的政治新星。尽管于会泳主观上并无整治他人的意图，但他在严酷的路线斗争中磨砺，并在张春桥这位政治导师的指导下，其革命纯洁度毫不逊色于那些曾对他有所偏见的老一辈革命者。他毫不犹豫地将那些不符合“政审”标准的人员驱逐出样板戏剧组，不论他们过去贡献了多少，也不管是否曾对过会泳有过援手。

巅峰

在九大盛会之上，"于会泳"这个名字赫然映入眼帘，出现在大会主席团的名单之中。于会泳也据此占据了主席台上的尊贵席位。人们常用“一步登天”来形容突飞猛进的成就，而于会泳正是实现了这一壮举。

“在众多角色中凸显正面形象；在正面角色中着重塑造英雄形象；在英雄形象中突出核心人物。”令人称奇的是，于会泳还将这一理论的创举归功于江青。

因其在“样板戏”领域的杰出贡献，于会泳被选为中共九大的代表。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些在革命先辈眼中至关重要的、致“蒋军兄弟”的纸条，在被视为“极左”的张春桥和徐景贤眼中，似乎毫无价值。这难道不是一种讽刺吗？后来，徐景贤将这张纸条从于会泳的档案中移除，而那些曾利用此纸条陷害于会泳的人，瞬间失去了将之定为叛徒的证据，最终遭遇了悲惨的结局。于会泳本人从未表露出对那些人的整治意图，而那时的政治环境也无需他表态，自然会有人代为“执行公务”。

“她实际上是我们样板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于会泳的赞美发自肺腑，真诚无比。贺绿汀虽对会泳有恩，却无力庇护，甚至自身安危堪忧，然而江青则不同，她赋予于会泳的是政治新生，使他如同凤凰涅槃，重获新生。

在文革动荡时期，宣传部与文化部遭受重创，全国的文化宣传工作几乎陷入停滞。得益于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与毛泽东主席的批准，1970年3月，国务院文化组应运而生，会泳荣幸地成为其中一员。迁至北京后，他仍旧倾注心血于样板戏的打造，政治地位亦随之攀升。于会泳对“样板戏”的执着，已到了沥尽心血的地步，将其视为自己的事业。自1969年电影《智取威虎山》的拍摄起，八个样板戏便陆续被搬上银幕。其中，《海港》、《龙江颂》与《杜鹃山》虽尚未定型，却仍在不断修订之中。会泳继续以其才华引领风潮。特别是在《杜鹃山》中，他的才华得到了极致的展现。他不仅对原有唱腔进行了重大调整，还为柯湘量身打造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音型，贯穿全剧。此外，在念白方面，全剧采用了韵白结构，使得《杜鹃山》实现了歌剧化的同时，京剧的韵味亦得以保留。《杜鹃山》中的“乱云飞”一段，美得令人陶醉，对我而言，已是百听不厌的经典之作。

起初，国务院文化小组的核心任务在于推动样板戏的发展。随后，其职责逐渐扩展至文化部的职能范畴。文化小组的成员构成了新成立的文化部的骨干力量。于会泳自小组成员起步，凭借其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的敬业精神，赢得了周恩来总理的青睐。随着八个样板戏电影陆续完成拍摄，他晋升为文化小组副组长。1973年，他全面负责全国文化工作。1975年，全国四届人大会议召开，决定恢复文化部的机构设置，于会泳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从而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这一职位是“四人帮”在政府机构中获得的三个部长席位之一，其余两席分别由卫生部部长刘湘屏和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庄则栋担任。

在升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之前，于会泳在“四人帮”中分管的是一条专门线的工作。自他担任“副组长”以来，需全面承担起全国文化工作的重任。对于国内发生的各类政治运动与事件，他都难以置身事外，无论他个人对此持有何种态度。观察他发迹之路，我们发现他个人并无明确的政治信仰，亦无隐蔽的政治图谋。然而，他对江青的忠诚，使他不得不遵从江青的指示执行任务。文化宣传部门历来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灾区，一旦历史出现倒错，于会泳的结局便可想而知。

在担任文化部门主持工作期间，于会泳见证了我国政治运动从未停歇，这些事件在中国政治史与文化史上留下了深刻的负面影响。作为事件的直接执行者，于会泳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实属必然。而文革给我国历史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时至今日仍未完全消散，其阴影仍笼罩在人们心头。

历史竟被错乱颠覆，1976年10月6日，那场对“四人帮”的粉碎行动，瞬间让于会泳所谱写的华丽乐章戛然而止。

1977年8月28日的夜晚，于会泳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尽管经过抢救，最终却未能挽回。8月31日，这位才华横溢且勤勉不辍的艺术家，承受着本不应属于他的重负，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他的离世，伴随着那八部永载史册的样板戏，这些作品将永远铭刻在中国戏剧、音乐，乃至整个历史的篇章之中。

他52岁。